北京专治白癜风医院哪家比较好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冯梦龙（年—年），字犹龙，又字子犹，公鱼。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其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是《三言二拍的》的编定者，在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方面，做出了独异的贡献。除了《三言二拍》，冯梦龙还整理编纂了一部《山歌》，收录了农村之歌、都市之歌、妓楼之歌、文人戏作等各种来历的歌谣。冯梦龙是如何有机会收集到这些歌谣的呢？首先看其中的妓楼之歌。卷七《笃痒》有如下后评：此歌闻之松江傅四。傅亦名姝也。可见他是在妓楼听到了这首歌并记录了下来。《挂枝儿》中也有类似的若干注记。这类山歌俗曲以妓楼为舞台而流行，冯梦龙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山歌》中的一些歌谣虽然没有注记，但很可能是来自妓楼。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明代苏州青楼再看文人戏作。卷一《捉奸》后评云：此余友苏子忠新作。子忠笃士，乃作此异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此处明记了作者苏子忠为冯梦龙之友人。这类文人戏作，虽然没有一一注记，但有不少很可能是冯梦龙与友人知己欢聚畅饮时游戏所作。卷六集中收录的咏物歌等，或许即是文人们竞作的成果。再看卷五《月子弯弯》后评中所收的歌谣：一秀才岁考三等，其仆作歌嘲之云：“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赏子红段子，几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里官人考得好，也无欢乐也无愁。”秀才（生员）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岁试”，成绩分成六等：一等、二等为优等，能受到奖赏；五等、六等为劣等，会受到处罚；三等则既无赏也无罚。上述这首歌虽是由伶俐的仆人唱出，但此类有关科举的歌谣，还是通过读书人社会的网络而广泛流传。问题可以归结成两点：冯梦龙能听到在农村传唱的山歌吗？能听到在都市市井传唱的山歌吗？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了解冯梦龙具体的生活状况。遗憾的是与之相关的冯梦龙之传记资料并不多，因此不得其详。正德八年（）《姑苏志》卷十三“风俗”记载：而闾阎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其俗可谓美矣。可见的确在明代，吴中地区的农村就已经响起山歌的歌声。因此当时乡村的山歌为冯梦龙所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卷一《睃》后评收录了如下这种数数歌（一直数到十六）：又余幼时闻得“十六不谐”，不知何义，其词颇趣，并记之。一不谐，一不谐，七月七夜里妙人儿来。呀，正凑巧，心肝爱。二不谐，二不谐，御史头行肃静牌。呀，莫侧声，心肝爱。三不谐，三不谐，瞎眼猫儿拐鸡来。呀，笊得紧，心肝爱。……利用这种数数歌，描写每次幽会中渐渐亲密交会的过程，甚至暴露地描写交会场面。所谓“不知何义”，殆是冯梦龙一流的装傻充愣之词，他亲自记录了自己听这类歌谣（俗曲）之事。或是在他幼年时，从家中的仆人或佃户那里听闻并记住了这些歌。虽然中国的读书人历来轻视小说、山歌俗曲等所谓的俗文学，但对它们是爱好还是轻蔑，并不是一个用某人属于何种阶层就能容易解答的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归结到个人趣味的问题上。大致来说，在吴中生活的人，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是富有还是贫困，都听过山歌，而知道山歌为何。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听山歌的读书人，是把它们视为污秽之物而强烈愤慨，还是冷眼相向，还是听后暗暗嗤笑，还是欢喜、热心地收集记录的差别。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确实会出现愤慨者居多与欢喜者居多的风潮落差。具体到冯梦龙身上，他对山歌抱持着积极的关心，一直热心收集，我们不能否定《山歌》中所见的农村山歌有若干首是冯梦龙亲自从农村采集得来的可能性。至于苏州城内能否听到山歌，董斯张《吹景集》卷五《记葑门语》也有“兄所居葑门”之语，这里的“兄”指冯梦龙之兄——冯梦桂。另外，冯梦龙在天启五年（）为王骥德《曲律》所作序中署有“天启乙丑春二月既望，古吴后学冯梦龙题于葑溪之不改乐庵”。因此，冯梦龙住在苏州城东南葑门附近。冯梦龙在任福建寿宁县知县期间编纂的《寿宁待志》卷下“官司”条中谈到自己：冯梦龙，吴县籍长洲县人。明代苏州城的东面一半是长洲县，葑门一带确属于长洲县。周振鹤《苏州风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年）“琐记”云：城中心玄妙观及金阊一带，比户贸易;城东多工人;负郭则牙侩辐辏;胥盘之内，多诗书之族，近阊尤多，娄葑多大宅。葑门附近曾有苏州织造署。当时从农村流入的织佣就居住在这一带，因此听到他们劳动之际唱的山歌并非难事。对于积极着意于收集歌谣的冯梦龙而言，将附近织佣们唱的歌收入《山歌》正是极其自然的事。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明代苏州店铺以上考察了冯梦龙在采集山歌之际，亲耳聆听这些歌谣的情况。在一个题目下，收录若干首系列作品的情况在《山歌》中比较常见，这大概也是因为收录当时传唱的活生生的歌谣而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冯梦龙也使用了那些业已文字化的资料。《山歌》眉批中，往往可以看到诸如“扳，音班”（卷一《等》）等音注和“咦，本当作又，今姑从俗，下同”（卷一《看》）等文字表记。其中卷一《学样》眉批有云：侪，坊本用才。俗语。据此可知在冯梦龙《山歌》以前，就已经有“坊本”，很显然他曾经寓目。与此类似的注记，还有卷八《木梳》中对“编□”二字的注解：□，音箕，竹为之。可取蛾虱。俗作偏箕，误也。这同样也是修正先前文本中的文字讹误。正如前文所引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条“以至刊布成帙”所言，当时俗曲相当流行，有很多唱本被刊行。同样地，山歌也刊行了为数不少。万历年间北京宫廷所刻书籍目录——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版经书纪略”中可以看到其时刊行的《山歌》版本：山歌一本四叶它仅仅是一本四叶的小册子。这与清末民初的山歌唱本大多仅有数叶的简单形式是一致的。在宫廷中刊刻《山歌》等书有些不可思议，而“内版经书纪略”还记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叶四时歌曲一本十二叶可见宫中也刊行了俗文学的相关书籍。矶部彰的《关于明末〈西游记〉的主体接受层的研究——围绕明代“古典白话小说”的读者层问题》（《集刊东洋学》44，年）一文，推测内府是《西游记》的重要读者（接受者）。从明代宫中的这种风气来看，出版《山歌》之类的书籍并非咄咄怪事。既然宫中都刊行通俗读物，巷间俗本就刊刻得更多，其中也包括像白话小说《欢喜冤家》第九回《乖二官偏落美人局》中所见的《刘二姐偷情山歌》之类的长篇故事性山歌。由于冯梦龙当时看的山歌唱本现在没有留存，因此无法知晓《山歌》有哪些作品是来源于前作，哪些是他亲自听闻后收集的。但是，山歌唱本大多是仅有数叶的小型文本，即使这类文本刊行众多，要集满三百首也并非易事，因此源自先行文字资料的部分，所占比例应该不大。即使这部分占据比例较大，但与之前的简单小册子相较，将十卷三百八十首的山歌集大成、进行适当的排列、加以文字校订，冯梦龙工作的价值并不会减少一丝一毫。事实上，像《万历野获编》中所见的明代歌谣集，今日已无一留存；假设冯梦龙的《山歌》一书也失传，我们断然不可窥得明代山歌的面貌。接下来将考察冯梦龙编纂和刊行《山歌》的时间问题。由于冯梦龙的《山歌》通篇都未明记其刊行年月，所以有必要借助周边资料。《山歌》目录中题有“童痴二弄山歌”，序中则言及“录挂枝词，次及山歌”，可见它是作为“童痴一弄挂枝儿”的姊妹篇编集的。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的笑话集《绝缨三笑》卷首《辑三笑略》中有“童痴三弄中笑府”的文字。关于此书，大塚秀高撰有《关于〈绝缨三笑〉》（《中哲文学会報》第8号，年）。“一弄”“二弄”的“弄”字，大概如乐府《江南弄》那样指的是乐曲，“童痴三弄”是笑话，这样理解虽然多少有些勉强，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绝缨三笑》是晚于《挂枝儿》《山歌》而刊行的。另外，此《绝缨三笑》有署“丙辰中秋日胡卢生题”的《绝缨三笑叙》，可见《山歌》的刊行当在此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以前。再者，附有万历四十六年序的俞琬纶《自娱集》卷八所收《打枣竿小引》中提及冯梦龙的《挂枝儿》，因而可以确认《挂枝儿》是在此以前刊行。能推测《山歌》刊行年月的另一则资料，是钮琇《觚賸续编》卷二“英雄举动”条：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试卷皆亲自批阅。阅则连长几于中堂，鳞摊诸卷于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数行。每得佳篇，辄浮大白，用志赏心之快；遇荒谬者，则舞剑一回，以抒其郁。凡有隽才宿学，甄拔无遗。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我且饭子。徐为子筹之。”须臾，供枯鱼焦腐二簋，粟饭一盂。冯下箸有难色。熊曰：“晨选嘉肴，夕谋精餐，吴下书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当非所以待子。然丈夫处世，不应于饮食求工。能饱餐粗粝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冯啜饭匕余而已。这段文字记载了在责难的同时帮助冯梦龙的熊廷弼的英雄举动。据此，冯梦龙的生活情形已然可见一斑。他出版了淫猥的俗曲集《挂枝儿》、赌博教科书《叶子新斗谱》等违反公序良俗的书籍，受到浮薄子弟的狂热追捧，他俨然成了当时声色犬马界的领袖人物。因而，他受到浮薄子弟的父兄们的攻讦，去向熊廷弼哭诉。而熊廷弼为儆戒“晨选嘉肴，夕谋精餐”的吴中书生而训诫冯梦龙，同时以援助冯梦龙而显示自己的大气。由此可以窥见，在当时的苏州，冯梦龙已经很有名。根据这则资料，《挂枝儿》的刊行，至少是在熊廷弼“督学江南”，即任职江南提学御史的万历三十九年（）至万历四十一年（）之间或之前。结合先前的《绝缨三笑》，将《山歌》的刊行时间推定为大约万历三十九年至万历四十四年之间较为妥当。如果是万历四十一年刊行的话，那么当时冯梦龙是39岁。此外，若从《山歌》正文中搜寻确定年代的材料，卷五《乡下人》后评中记录了据称是丙申年冯梦龙亲眼目睹的事件。此丙申年为万历二十四年（）冯梦龙23岁之时，当然《山歌》的成书是在此之后。卷八的《汤婆婆竹夫人相骂》中，汤婆婆称自己生于戊戌年，当前正是年轻的时候。戊戌为万历二十六年（）。若《山歌》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那么当时汤婆婆为十五岁，确实与她自称很年轻是符合的。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山歌》是万历末年刊行的。最后要谈的是，冯梦龙的《山歌》文本中，有各式各样的批评。不妨以卷一的《看》为例来说明：这里首先是在歌谣的标题和正文以外，在正文的后面加上了批语。女子对年轻男子警告说：我的丈夫目光很灵敏，如果要和我约会的话请从后门走。她的言语已经惹人发笑，而批语又进一步提高了可笑程度：目光锐利的丈夫的眼睛，竟然看不到后门口。关于这类评语，本书之前已对卷五的《亲老婆》《和尚》等有所论及。另外，在正文的眉栏中，如上面这首一样，多标记有文字异同、音注等。虽然数量未必很多，正文的右侧时加以小字旁批。例如卷一的《半夜》，在“只好捉我场上鸡来拔子毛，假做子*鼠郎偷鸡引得角角哩叫”的右侧有“好计”的旁批。接着看圈点的情况。歌谣正文中，有“○”“ˋ”标记的批评，提示了作品的精彩之处。上面这首歌，前半二句全部加了“ˋ”，后半二句全部加了“○”；批语中也加了“ˋ”“○”。可见批语也甚得冯梦龙之心。最后很有特色的是各标题上加的圈点。圈点有“○○○”“○○”“○”“ˋˋ”“ˋ”五种，加上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总共有六个层级的评价。这里的“○”，是钟惺、谭元春《诗归》中所用的评价法（《诗归》中有“○○”“○”两种）。据陈国球《试论〈唐诗归〉的编集、版行及其诗学意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年），《诗归》的刊行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和冯梦龙《山歌》的先后比较微妙，两者或许存在某种关系。[日]大木康《冯梦龙山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