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唐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一时之间，由此而来的胡风，洋溢整个长安城。如果从“胡姬酒肆”这一微缩场景出发，便能看到胡人、胡食、胡服、胡乐、胡舞交相辉映的场景，藉此管窥盛唐之下呼啸而来的胡风。
1.胡姬酒肆之中的胡人
“胡人”之“胡”一种说法是源于匈奴，正所谓“匈奴急读为胡”，胡人是中原周边西方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战国之时，“胡”成为北方个少数民族的总称，“此时匈奴兴起，自称为胡”；秦汉时期的“胡”也主要指匈奴人；到了唐代，则基本将胡人定义为西域人。
而当时身在长安寓居的西域胡人，按其身份则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上层胡人，这种胡人或为将领成为封疆大吏，如突厥大将哥舒翰；或为唐中央机构高级官吏，如康国人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
第二类人则虽非高官，但仰仗自己经营才能而小有资财者，这类胡人主要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著称粟特人成为沟通中西之间的桥梁，正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
第三类胡人则既非高官，亦非商贾，是位于社会下层的平民或奴婢。他们或为达官贵人驯服马匹，或在长安街头表演杂技幻术，或在酒肆之中操弄琵琶与箜篌......他们虽身份卑微，却也在长安城中扮演着诸多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本文中也是主要论及第三类胡人。
那么，唐人对于这些外貌迥异的胡人是何种心里感受呢？我们完全可以从各类唐诗中管窥一二：
唐代岑参曾在《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中这样写道“君不见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紫髯绿眼是为胡人最直观的外貌特征；
张说的《苏摩遮》中“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也强调眼睛与胡须的与众不同；
而诗仙李白则在《上云月》“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功？”
唐三彩胡人头陶埙
诗句中这种种描写虽然有写实之处，然而更多的却是漫画式的夸张，语气新奇之中充满惊赞之意。这也反映唐人对于非汉族西域胡人的空前宽容与认同，符合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主张。
左：胡商俑、中：表演俑、右：驯马俑
胡姬酒肆中的胡人，或是经历了丝路的艰苦跋涉，或是在街头卖艺、做完苦力活之后来此地休闲，侍酒浅笑的胡姬当垆卖酒，熟稔胡乐的乐师操弄管弦，众多寓居长安的胡人在“胡姬酒肆”之中感受着来自家乡的记忆，而众多盛唐的文物也将那时的胡人形象永远定格，留给我们最为直观的感受。
左：吹哨胡人俑、中：胡姬俑、右：三彩骆驼载乐俑
中间这件出土于金乡县主墓的女俑，有人认为是唯一仅见的胡姬俑，其依据是虽然襦衣与曳地齐胸长裙为唐代女子装束，然而高鼻深目则反映了其是来源于西域的胡姬。当然讨论还未定性，但至少给我们了一个唐代胡姬的生动形象，胡姬女子或许就是身着唐代女装，却表演着异域舞蹈，当垆卖酒。
2.胡姬酒肆之中的胡服
胡服之兴盛，上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史记·赵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
赵武灵王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传统礼制氛围下要进行移风易俗而且是采取胡人之俗，是必然会遭受世俗非议的一件事，然而赵武灵王却以非凡勇智，力排众议、推行改革。赵武灵王所采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
和这些服装相配套，当时流行于西域的冠帽（改为赵惠文冠）、腰带（师比、犀比）以及鞋履（络鞮）等也一并被采用。“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正因为赵武灵王不拘于古，使得赵国强盛一时。
胡服骑射
及至唐代，胡服流行之甚，几乎成为全民风尚，特别是高宗、武后时期扩展成为时髦装束之一，《新唐书·五行志》中即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不仅男子好为胡服，女子也追求新意，纷纷女扮男装，身着胡服。正如元稹诗中所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当然，胡人服装对汉人的影响是这一时期胡人融入中原社会后的结果，而反过来，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异域而来的胡人也常会采用唐人所戴的幞头，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例证。
左：骑马胡人俑、右：胡人少年俑
从这两件唐代胡人俑中，就可以大致了解唐代流行之胡服的样式。第一件胡人头罩黑褐色幞头，身着绿色翻领窄袖衣，足蹬黑色尖头靴。第二件胡人少年则额头缠系束带，身穿绿色小袖衣，双手抱猎豹，足着靴，端坐马鞍之上。
可以看出，胡服的而主要特点即是翻领、窄袖、尖帽、皮靴。这种服装在唐代女俑之上也也有体现：
左：胡服女立俑、右：胡服骑马俑
第一件女立俑头戴胡帽，身着翻领、窄袖胡服，腰间系一皮囊，与其身后的典型唐代侍女装束形成强烈对比；而第二件胡服女子骑马俑，头梳惊鹄髻，身着翻领、窄袖胡服，骑于马上，给人以跃马扬鞭、英姿飒爽之感。
我们可以想象，在胡姬酒肆中，不仅胡人着胡服、唐人不论男女或许也着胡服，而民族之间的隔阂或许在这种氛围中尽皆消失，胡人与唐人相处融洽。
3.胡姬酒肆之中的胡食
此谓“胡食”，乃源于汉代人之说法，指汉代当时自域外传入的食品。而唐代饮食的胡化，得益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举。中原喜爱胡食的传统由来已久，《续汉书》中载：“汉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后董卓拥兵破京师之应”虽然不免有所迷信，但从汉代始，胡饼便以受到追捧。
唐代流行的胡食主要可分为四大类：
（1)主食：胡饼、烧饼、饆饠（毕罗）
（2)酒水：葡萄酒、三勒浆、龙膏酒
（3)调料：胡椒、莳萝子、蔗糖
（4）果蔬：金桃银桃、马乳蒲桃、偏桃、阿月浑子、波斯枣、菠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
（1）主食类
胡饼：据《太平御览》卷载《赵录》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搏炉，石虎改曰麻饼”麻即胡麻就是芝麻，说明胡饼中是加芝麻佐料的。
而唐代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也提到胡麻，并且是用炉子烤制而成。
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第九《饼法》载有“髓饼法”：据此来看，胡饼与如今新疆地区的特色食品“馕”很是相似。
以髓脂蜜，合和面，厚四五分，广六七寸。便着胡饼炉中，令熟，勿令反覆，饼肥美，可经久。
烧饼：《齐民要术》卷第九“饼法”有“作烧饼法”：
“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
与胡饼相较，烧饼也是以烧烤的方法制成的。但是，烧饼主要以羊肉为馅，直接或间接以锅、鏊、铛等炊具置于火上烤制而成，所以可翻转烤制。但胡饼一经贴在胡饼炉内便不能再翻转，如《齐民要术》所载“髓饼法”所强调的“勿令反覆”，这也说明为何最初胡饼多以胡麻着其上，以其易熟也。
（2）酒水类
葡萄酒：《博物志》载:“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清异录》卷下记有唐穆宗对它的评价：“饮此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
三勒浆：《唐国史补》载：“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大概三勒酒就是由这三者混合酿制而成，它在唐朝的北方地区更为流行。
龙膏酒：据苏鹗《杜阳杂编》，龙膏酒是九世纪初期由乌戈山离国所献，“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但关于这条记载，后人认为很可能是苏鹗想象丰富的头脑中凭空编造出来的。
（3）调料类
胡椒：苏恭《唐本草》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莳萝子：又名小茴香，也是唐代引进的一种调味品，李珣《海药本草》称莳萝子“生波斯国”。
蔗糖：王溥《唐会要》记载：“西番诸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
（4）果蔬类
金桃：贞观十一年,“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又云:“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黄金，亦呼为金桃。”
马乳蒲桃：贞观廿一年(年)突厥叶护可汗进贡，史载:“叶护献马乳蒲桃一房，长二丈余，子亦稍大其色紫。”唐太宗平定高昌后，成功地将其移植到长安的皇家园林中，以后在民间也广泛栽种。
偏桃：出自波斯，“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不堪啖，核中仁甘甜。”
阿月浑子：这是生长在呼罗珊、波斯等地的美味坚果，唐代时通常将它称作“胡榛子”，不仅香美可口，而且享有能够滋补健身的美誉，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成功地种植。
波斯枣：也出自波斯，“子长二尺,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怡。”
菠菜：又名菠棱，原名波斯菜，是唐太宗时泥婆罗国贡献的。史称:“泥钵罗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羡梨，火熟之，能益食味。”
酢菜：是一种阔叶菜，从婆罗国传人，史称“状类慎火，叶阔，味虽少苦，但从食益人。”胡芹：“状似芹而味香”浑提葱：则是一种“其状犹葱而甘”的白色植物。
总的来说，唐人以开明宽容的态度融合西域胡人的饮食因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域外文化的饮食风气如一阵清流，汇进长安城，“大有胡气”成为唐代饮食的独特风尚。
4.胡姬酒肆之中的胡乐
初唐时，燕乐有“十部伎”。“十部伎”源于隋代的“九部乐”《旧唐书·音乐志》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
太宗贞观十一年(年)，废“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诸乐之首。同年平高昌，获高昌乐，于是有了唐燕乐“十部伎”。
“十部伎”：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伎、龟兹伎、高丽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和西凉乐之外，均已国名、地名命名，西域胡乐已经十占其七，《唐六典》卷十四中说：“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伎于庭，以备华夷”看起来是安抚四夷所需，实际上也体现了唐人对胡乐的偏爱。
当然这种燕乐适用于宫廷宴会之中，胡姬酒肆中不大可能出现，但众多西域乐器却在这里大放异彩。最为流行的胡人乐器则非琵琶莫属。
据薛苗苗《唐代琵琶形制及演奏形式研究》中道：“唐代唐代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琵琶的形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多样化”其渊源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汉代从中亚地区经西域传入我国中原的长颈类弹奏乐器，其形制经过汉族人民的改良之后发展演变成了又被称为“秦汉子”的直项琵琶。
二是东晋时期从波斯、印度经新疆、甘肃传入中国北方的曲项琵琶。
而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又可细分为四弦与五弦两类。从演奏方法上，以横抱琵琶为主流，但也出现斜抱与竖抱；而演奏形式则既可以合奏也可以用于独奏，一般在胡姬酒肆之中多为舞蹈之伴奏，伴随舞蹈的轻快与奔放，胡乐琵琶展现出不同于中原风格独特的气息，让唐人为之着迷。
图中所示的两具俑均手持直项琵琶，唯怀抱琵琶姿势稍有区别，女子琴头斜向左下，而男子则斜向左上，
琵琶的流行从唐诗中琵琶与古琴出现的频次就可以看出来，显然，在唐代，那种于山林、庙宇之中清净修身的古琴之音，此时，远不如西域而来的轻快奔放的琵琶，更适合此时唐人开放、大度的心理需求。
5.胡姬酒肆之中的胡舞
唐代的舞蹈主要分为这么两大类：健舞之“健”谓舞容刚健；而软舞之“软”谓舞容柔软。
著名的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拓枝》、《剑器》、《胡旋》、《胡腾》等。
而软舞曲则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拓》、《团圆旋》、《甘州》等。在这里，本文主要论及来源于中亚粟特民族的典型舞蹈如胡旋舞、胡腾舞、及柘枝舞三种舞蹈。这也是民间胡舞中最为盛行的舞蹈形式。
（1）胡旋舞：又名康国舞，是开、天年间的流行乐舞。白居易《胡旋女》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能道胡旋。”
《胡旋舞》的表演，史载：“康国乐二人，……绊袄锦袖，绿绞浑档挎，赤皮靴，白挎，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另《新唐书·礼乐志》还载：“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由此可见，胡旋舞特点以快速、轻盈的连续旋转动作为主。且舞蹈时舞者一般居于毛毯之上。
敦煌为河西走廊之间，为中外交流之要道，敦煌壁画中的这幅胡旋舞正是符合文献记载的最好例证，两胡姬女子单脚立于小圆毯上，另一脚稍抬，一手放于头顶，一手于腰腹间，身上的彩带则暗示了旋转的姿态；粟特人墓门上的胡旋舞则证明了不仅女子，男子也可以采用这种舞蹈形式，而康国正是粟特昭武九姓之一。
（2）胡腾舞：关于这种舞蹈，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垂宅夜观舞胡腾诗》中提到：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奴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毅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偏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佛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桂花西见残月。”
这里便说明了胡腾舞来源石国，石国则同样是粟特昭武九姓之一。而李端的《胡腾儿》“扬眉动目路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中则描述了胡腾舞的舞姿。从这两首诗歌中，可见胡腾舞来源于石国舞蹈，且其中并没有胡旋舞的快速旋转动作，而是主要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为主。
苏思勖墓壁画中的胡腾舞者是中原人形象，其右手高举于头顶，左手于腰间，单足而立，另一角悬空，给人以腾跃之感，而唐罐上的舞者则是典型胡人形象，同样是一种腾跃的姿态。这两组实物证明了不论是唐人亦或胡人，都对这种舞蹈情有独钟。
（3）柘枝舞：柘枝舞的得名，应该是因为其源于石国。《新唐书·西域传》载：“（石国）或曰拓支、曰拓折、曰赫时，汉大宛北鄙也。”向达在《拓枝舞小考》中也肯定了这一看法。
乐书·拓枝舞》也载：“拓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张秙《周员外席上观拓枝》诗云：“金丝夔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白居易《柘枝词》也云：“绣帽珠绸缀，香衫袖窄裁。”
由此可见，拓枝舞者在表演时，多着五彩罗衫，特别是紫衫。束垂花带珠翠，帽转金铃，从而显得非常华贵，这与胡旋舞、胡腾舞有极大的差别。
结语：通过以上对胡风综合体“胡姬酒肆”中五种元素的讨论，关于西域文明对于唐文化的影响自然不需赘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唐人之所有能有如此广阔的胸襟与恢宏的气度，与其自身极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支撑分不开，这种实力带来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使得胡人仰慕进而寓居长安，从而带来了西域的胡文化与唐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文化的双向交流则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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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晓静.唐代的胡风饮食[J],民俗研究,,02.
4.王松涛.胡乐胡舞与唐诗[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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