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入画思进美善
——丰子恺和他的新文人画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丰子恺/绘
丰子恺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他师承李叔同、夏丏尊，后至日本游学，受竹久梦二作品启发，以造型简约、饶富童趣的朴实画风，在画坛独树一格，深受郑振铎、俞平伯、朱光潜等学者推崇。他这样理解艺术：“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不是世间事业的一部分，而是超然于世界之表的一种最高等人类的活动”。故马一浮在《护生画集》初集序言中评价道“深解艺术，知画是心……以画说法……思进美善”。朱光潜赞其“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丰子恺以心入画，以简约、朴实的笔墨，创化出一种雅俗共赏的新文人画，体现了传统文人画的现代转型。
传统文人画萌芽自唐，盛于宋元，讲究画外功夫。士大夫借笔墨抒胸中逸气，倡导通过绘画呈现个体生命与精神境遇，与宫廷画院、民间绘画有显著差异。历来传统文人画的发展莫不在笔意图式上着墨，在取材上以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为传统表现题材。而丰子恺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文人画发展到后期取材狭窄的限制以及风格的程式化，生命历程中一切可爱、可喜、可悲、可怒诸相皆可用水墨速写表现。
丰子恺新文人画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儿童漫画、古诗新画、家国情怀、宗教护生四类。
丰子恺笔下的儿童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极具感染力。他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我向来憧憬儿童生活……只有儿童天真浪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在丰子恺眼中儿童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在中国美术史中，孩童题材的文化内涵源自多层面，是儒家孝文化、佛家莲生贵子的生命传承、民间祥瑞祈福等思想的合流。孩童形象早见于秦汉工艺美术，绘画可溯至六朝，而至两宋时期婴戏图盛行，以精细的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状貌或祈子育婴的民俗民风为主。明清时期，以木板年画为载体的“娃娃画”，则以象征性、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借用儿童形象来传递美好的愿望，如《观音送子》。与传统婴戏图不同，丰子恺描绘的多是家中子女，他热爱孩子、亲近孩子，将生活中捕捉到的孩子们的天真烂漫付诸笔端，表现了与成人差异显著的儿童世界。如他画孩子们玩过家家游戏的《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宝妹妹做媒人》，幼子瞻瞻头戴礼帽，软软披着红盖头，一左一右地站在阿宝旁，阿宝低头像在说着什么，搭着软软，搀着瞻瞻。丰子恺寥寥几笔就把三个小人儿描绘得惟妙惟肖，将观者带入充满童趣的纯洁世界。
丰子恺绘画有着浓厚的中国气韵，古诗新画系列是他一生钟爱的创作选题。他善用中国传统诗词中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意向，借用弦月、茶壶、柳枝、卷帘、泛舟、山野等图像元素，营造诗境画趣相得益彰的画境，构建出跨越古今的情感路径，例如取材自李煜《相见欢》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取自李清照《醉花阴》的《帘卷西风，人比*花瘦》等作品，内蕴精粹。叶圣陶评价道：“以前读这首诗这阕词的时候，心中也曾泛起过一个朦胧的意境，正是子恺的画笔所抓住的。而在他，不是什么朦胧的了，他已经用极其简练的墨，把那个意境表现在他的画幅上了。”
年丰子恺客居广西时正逢抗战，他誓言“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以《大树画册》记录逃难途中所见所闻所感。第一开画题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以大树隐喻祖国。《大树画册》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实记录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抗战壮举，是抗战绘画作品中的丰碑。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遵弘一法师嘱所作，创作时间跨46年，作品共计幅。历来，传统佛教题材绘画多以庄严宏大的叙事性题材和绚烂的色彩构建神圣的意境，传递教义，引发观者的尊崇。而从丰子恺画集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成长。护生即护心，其目的是涵养世人仁爱之心，启迪仁者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与自然万物和谐同处。画集中早期多以反面形象如《修罗》《喜庆的代价》等令观者心生悲悯，激发众生生起弃恶从善的精进心，而中后期作品多从正面入手，如《含笑向朝阳》《欣欣向荣》等描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展现万物自得之趣。丰子恺以凝练传神的黑白线条，配以弘一法师等题写的诗文，圆融地展现出他思进劝善、护身护心的精神世界。
丰子恺在绘画技法上融中西之长，他幼年临习《芥子园画谱》，青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