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渤海国的诸多对外交通路线之中，相比“南海新罗道”，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无疑是“龙原日本道”。事实上，渤海通往日本的路线包括北线、筑紫线和南海府线，只不过渤海赴日使团使用筑紫线和南海府线各一次，其余皆用北线。从东京龙原府向南走约30里，到达长岭子山口。越过长岭子山，南面是一块近海平地，顺着海岸东行，便到达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波谢特湾的唯一天然良港毛口崴（摩阔崴，即波谢特，这里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境内唯一的渤海国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渤海国使者从这个港口弃车登舟，向东南横渡日本海，到达本州岛西海岸的出羽、加贺、能登一带；再走陆路向东南，到达日本京都。
实践证明，“龙原日本道”是渤日间的最佳航线，水路只有公里，不但路程近，而且洋流和季风有利于航行。日本海西岸附近有自北向南的洋流——里曼寒流，东岸附近有自南向北的洋流——对马暖流。海面上秋冬刮北风和西北风，夏季则刮南风和东南风。渤海人掌握了这些气候特点后，对之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秋末冬初出航，在海流和风力推动下，可迅速而省力地到达日本本州中部西海岸，第二年夏天再利用东南风和北向洋流返回。
从公元年的首次聘日到公元年的最后一次，渤海国共遣使访日34次，平均5年多就一次，在当时航海业还不是十分发达，而且交通工具还只是木帆船的时代，船毁人亡的事经常发生，仅遇难的渤海大使就有2人，随行人员遇难的就更多了，达人以上。除去共同对付新罗的*治因素（年日本制定过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的*事计划）之外，渤海人情愿冒此不测之险渡海赴日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
当时，唐朝固然是渤海的宗主国，贡道畅通无阻，并有边境互市。但其中也有很多限制，特别是规定“诸锦罽（丝织品和毛织品）、绫罗、绣、织成细绸、丝布、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新罗、渤海、契丹）互市”。问题在于，渤海在“唐化”之后，不同的品阶与爵位也模仿以不同的衣冠服饰为标志，这就需要大量丝绸织物保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丝织品需要，渤海人除了数量有限的入唐朝贡赏赐之外，举目四望，就只有指望日本了。毕竟，《三国志》记载，当时的倭人“种禾稻、纻麻、蚕桑、辑绩，出细纻、缣、锦”。这表明日本在汉代就已有了本土的蚕桑生产。大化改新之后，日本丝织业更是发展迅速，成为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
渤海使节到日本，要代表渤海国王向日本天皇赠送礼物。有时，大使及其他使团成员还以个人身份向日本天皇赠送礼物，天皇都相应给予回赠。表面看来这是一种邦交礼仪，但双方赠予与回赠之物都是对方所缺的己方特产，实质上是互通有无的贸易。渤海带去日本的主要贸易品种是狩猎和采集的土产品，如貂皮、虎皮、熊皮、豹皮以及人参、蜂蜜等。这些地方特产，吸引了日本各阶层人的喜爱，争着与渤海使团私相贸易，所谓“此间之人，必爱远物，争以贸易”。
反过来，擅长织锦的日本回赐渤海使节的礼物不外乎绵、丝、绸锦等做工细致的布品。加上唐代的日本面对渤海以“上国”自诩，把渤海来使看成是“远藩来朝”，故而回赐品的价值往往高于渤海的贡品。这正好满足了渤海贵族阶层追求奢华物品的要求，以至于不断派使团前往日本，以得到这些珍贵的物品。
其中，公元年，渤海就派出了以史都蒙为首的人庞大使团访日，出使归国时日廷回赠的物品为“绢五十匹、丝二百绚、绵三百屯*金小一百两、水银大一百两、金漆一、漆一、海石榴油一、水精念球四贵、槟榔扇十枚”。又因当时渤海王后之哀，赠吊礼“绢二十匹、絁二十匹、绵二百屯”。
尽管在“龙原日本道”上丝绸从日本输往渤海的方向恰好与传统“丝绸之路”中丝绸从中国大陆向四外扩散的路线正好相反，但这条渤海的“日本道”与“朝贡道”连接之后，正好就是唐朝—渤海—日本这一“丝绸之路”的全程。在这条东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同样不仅有着商品的往来，也有着文化的交流。两国使节以汉文诗歌互相唱和自不待言。公元年（唐大中十二年），渤海国委派乌孝慎为大使，率人出访日本，将《唐长庆宣明历》传至日本，日本天皇责令组成专人进行了认真考察和深入研究，经过充分论证和慎重考虑，终于在公元年采用了《宣明历》。之后这一历法在日本一直使用了年之久，直到江户幕府时期才被《贞享历》取代。毫无疑问，这件事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作为“冰雪丝路”的“龙原日本道”所做出的贡献之一。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郭晔旻/文
原标题：《“海东盛国”的东西连通面向海洋的新罗道与日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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