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这个金饰也被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标志。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以金器“太阳神鸟”为标志的成都金沙遗址在年被发现，这里被确认为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年—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金沙古城等古蜀文明是如何消失的，更是众说纷纭。
10月18日，四川省社科院教授李后强接受上游新闻记者（报料s）采访时表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洪水及洪水引发的瘟疫可能是造成金沙文明消亡的“罪魁祸首”。
这是复原的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古蜀人生活场景。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繁荣古蜀：从三星堆到金沙
年2月8日，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在修建下水道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偶然发现了一处古蜀文化遗址。接下来的几年，经过对50多个地点、1.7万平方米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祭祀活动场所，考古人员基本确认遗址的分布范围在5平方公里以上，先后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余件。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张擎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金沙文明是在公元前年即商代晚期兴起，金沙的先民是三星堆王国中一支较为强大的族群，是三星堆王国统治之下的一股重要分支。有序的建筑格局，先进的农业生产，精湛的手工业制作，规整的墓地，犹如一块块文明的碎片，拼接出一幅成都平原多年前、一座规模庞大、规划严密、社会组织结构清晰的古老都邑华美的文明画卷。
从规模与等级来看，金沙遗址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在公元前至公元前年，金沙遗址应是古蜀王国*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同时存在几十处文化遗存，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
“金沙文明在农业、渔业、制陶、石质工具、捶揲金器、铸铜、房屋建筑、墓葬习俗等很多方面都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传统，所以说辉煌的金沙文明是在三星堆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擎说。
“到商代晚期之时，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突然发生了变化，就连繁荣数百载的三星堆都变成了一片废墟。金沙遗址在此时逐渐兴起并走向繁荣，古蜀国的*治中心也从三星堆迁移到了金沙，这主要基于金沙遗址大型宫殿式建筑的发现和金器、铜器、玉器的大量出现，还出土了数百根象牙。”
现在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金沙文明延续的年里，金沙遗址不论是遗址规模、重要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等级，都达到了一个王都的水平。其势力范围极为广阔，东达鄂西地区，北至陕南地区，东面通过长江三峡与长江中游地区联系，北面越过秦岭与周王朝发生接触。
金沙遗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大金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崇尚*金：大量金器来自汶川茂县
在商周时期，古蜀国的金器数量众多，与其他地区的商周时期文明相比，显得尤为独特。
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冠带、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金沙遗址已出土余件金器及大量金箔残片，其数量与种类都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通过对金器的化学成份分析，金器为自然金加工而成。
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相当罕见；金器造型和图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人头像）和鸟的崇拜。
大量金器的出土，也对学术界带来了争论。有观点认为，金沙遗址的金器来源可能是来自四川盆地以外的地方，可能是通过战争、原始贸易等形式进入四川盆地，成为了金沙文明的产物。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李后强与上游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金沙文明的金器来源地就是现在汶川、茂县一带。
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交界处的汶川、茂县一带，从商代末期开始就有开采*金的历史。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对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物的成分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成分和汶川*金微量元素几乎一样。李后强举例说，青铜器是一种铜锡合金，但是四川一直缺锡。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通过成分鉴定发现，青铜器中缺少锡但有大量的铅存在，这也证明了金沙遗址的青铜器是产自于四川本地的观点。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外形为圆形，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
专家认为，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所表现的就是太阳和神鸟，这与史书记载极为吻合。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表现得相当直观和具体，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就是太阳崇拜的集中体现。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消失之谜：龙门山区地震或是祸首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多年，突然消失了。
考古资料显示，大约在公元前年左右，金沙王国逐渐走向了衰微。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李后强认为，洪水肆虐是击垮古蜀国的最后一环，“大灾之后有大疫”，瘟疫最后快速的将金沙文明彻底摧毁。
上游新闻记者梳理研究结果发现，清华大学范念念、吴保生、刘乐等曾在年7月出版的《山地学报》刊文指出，发生于公元前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年3月在知名国际期刊《地貌学》上发文指出，历史上成都地区古城镇迁移的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
陈宁生在研究中对金沙遗址发掘的探方进行过分析，里面大小不同的颗粒散落在不同部位，象牙杂乱地分散着，其中还掺杂泥沙，这里面有山洪泥石流冲击造成“洪痕”，泥沙最终也和文物混合在一起，而这些恰恰也说明了洪水在包括金沙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的肆虐。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陈宁生推断出，大地震发生后，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河道堵塞，河床提高，最终导致蜀地出现了大洪水。
“城镇迁移最大的可能因素是历史上的山洪泥石流灾害，最接近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与2-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中科院研究员陈宁生介绍，地震活动引发大规模山洪泥石流灾害可以解释成都古城人类迁移的过程，岷江平原形成一个冲积扇，左右堆积改变使得人们迁移过程也左右“摇摆”。
根据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介绍，在成都金沙遗址的“梅苑”地点内已经出土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礼器，发现了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这在生产力落后的年前都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李后强认为，如果金沙文明是被战争的形式所灭，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珍贵器物如金器玉器应该被掠走，不会留下掩埋，所以这也排除了洪水之后因为战争的因素而消亡的可能。
絜钩，上古鸟名。长得像鸭子，却有着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瘟疫，所以絜钩是瘟疫的代名词。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瘟疫肆虐：毁灭金沙的最后一役
李后强通过研究发现，成都平原发生的大洪水没有直接将金沙文明摧毁，所以才在金沙遗址出现了集中埋葬等合葬坑。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成都比较容易发生洪水之后的大瘟疫，大瘟疫导致生产力快速下降，国力衰减，成为了压垮金沙文明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后强研究古籍《山海经》后认为，不仅现代科学发现的“物证”可以证明金沙文明因瘟疫而灭，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在古蜀杜宇时代和开明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洪灾，洪灾之后的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口传历史很早，最后完成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作。
《山海经》记载古蜀国的史料，如《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这是古蜀开明一族的图腾形象，开明王朝延续至战国末年。
李后强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山海经》记载了曾在蜀国发生瘟疫。《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这说明西南巴国一带有大象、有犀牛、有巴蛇，蛇能吃象，君子吃了蛇肉可以治疗瘟疫（霍乱），这证明瘟疫存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重达一吨的象牙和牛、蛇造型的器物，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瘟疫是由细菌、病毒等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其它的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一般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公元前年至年有人类早期疾病出现。公元前年到前年，雅典发生了瘟疫，近一半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濒临毁灭。
成都地区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瘟疫，给天府之国造成的伤害被记入了史册。《蜀志》记载，最为盛行的有三种瘟疫：第一种叫做大头瘟，沾染此疾的人脑袋肿胀，可以大到像量米用的米斗一样，头发变成暗红色。第二种叫马眼睛，患者发病之后双眸肿痛，直到最后眼睛流出*色的脓水，眼珠溃烂掉落。还有一种叫做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这三种病皆为绝症，患病死去的人没有人敢触碰，直到他们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
著名的“湖广填四川”也是由于瘟疫等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公元年，四川瘟疫大作，数百里之内没有人烟。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穹顶是出土的太阳神鸟标志。图片/金沙遗址博物馆
无字之憾：或靠“巴人文字”佐证古蜀文化
金沙古城存在于公元前年到前年，中原地区同时期处于商朝末期到西周时期，可以说和“武王伐纣”等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商周时代均有甲骨文记载，但金沙古城灭亡却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李后强认为，因金沙古蜀人死的太多，先死的有人集中埋葬，后来死的没人埋葬，更没有人记录，这造成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在史书上找不到相应的记载。此外，古蜀道路“难于上青天”，外界知道者不多，所以就没机会记入《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山海经》等史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桃坊曾指出，扬雄作《蜀王本纪》，拟构了蜀王的世系，但《蜀王本纪》早就失传。现存的重要佚文显示，古蜀人不注重文字记录，“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那时计算年岁方法与今天不同。“不晓文字”是不知道用文字记录，“未有礼乐”是指辉煌的宗教文化被灭了。
李后强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对于文字不是十分的重视，所以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载并不清楚，后代对于当年蜀国发生的事情没能够完全还原。但在川东、重庆的巴文化对文字却十分的注重，四川宣汉就发现了“巴人文字”。由于目前发现的的巴文化遗址较少，也没能够发现重要的文物去佐证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李后强认为，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对巴文化文化遗址有进一步的发掘，很可能会发现包括金沙文明在内的蜀文化的蛛丝马迹。
上游新闻见习记者胡磊四川成都报道